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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人体科学”的专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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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9-20 03:31:5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大陆超心理学家 於 2013-9-20 03:39 編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9b3790100um90.html

我曾是“人体科学”的专业研究者

何 宏

(本文2003年1月1日定稿,是应原单位之请,为提供所史资料而提交文字材料。这里借张大的平台与对岸的对神秘现象有兴趣的朋友进行交流。)


     自1995年4月特招入伍到2000年8月特批转业,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XXX专职研究“人体科学”。

     1986年我从华中理工大学光学系激光专业本科毕业,先直接推荐为本校研究生,接着又赶上国家公派留学的末班车,获得国家教委分配我校的四个出国名额之一。经7个月德语强化培训后,1987年9月我被派送到民主德国的光学城耶那,就读于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物理系。同机赴德的还有同批派到民德的另外7位在读研究生。90年12月,我从统一后的德国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91年4月我转赴英国,受聘于牛津大学在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

由于家庭方面的原因,我从初中开始接触并一直习练气功,出国后又对宗教、哲学发生了兴趣。在此其间因为一些机缘,本人身上还产生过数次“预感”、“通灵”等神秘体验。这些体验印象深刻,令我觉得在意识与物质实在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直接感知并直接作用的渠道,也即传闻中的“特异功能”或许在特定条件下确有存在的可能。我因此而十分亢奋,因为觉得检验这类现象的真实性,并摸索其背后的机理机制远比常规博士后性质的科学研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吸引力,于是在牛津大学工作三年后,毅然决定回国并在国内寻找相应的研究单位。虽说当年社会上沸沸扬扬,说某教授、某大学、某研究所曾如何进行实验并得出如何结论,而中科院、教委等部门却一概否认自己下属机构有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课题组或实验室。他们都建议我与国防科工委联系。由于是回国博士,我的求职材料受到重视,国防科工委干部部很快就与我联系上并推荐我到XXX所,我后来知道这是国内唯一在此领域设有人员编制和课题经费保障的研究部门。

    “人体科学”一词,是钱学森教授八十年代初的创造,是指借助对气功“外气”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考察研究,揭示人体乃至宇宙奥秘的一门“新学科”。国内这项研究缘起于1978年《自然杂志》对气功“外气”现象以及1979年《四川日报》对“耳朵认字”现象的报道。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封闭状态,全社会缺乏对历史和国外情况的全面了解,那些尚未经严格考证的奇异现象被错误地夸大为科学“新发现”,并带来沸沸扬扬的社会争论。要命的是,对现象真实性的激烈争论迅速升格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是非之争,并且形成了坚定相信与坚决否定两个全然对立的阵营,偏偏把辩明事实真相,形成统一共识搁置一边。由于在相信者和反对者两边都有学术权威和能影响中央领导决策的高级干部,都从上层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支持,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平衡的结果便是中宣部从80年代中期制订了“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允许少数人研究”的所谓“三不”方针,搁置公开争论。结果,对气功“外气”和“特异功能”的考证研究就更加局限在以相信者为主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也只能通过《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等内部刊物以及气功杂志和《中国人体科学》等公开杂志交流心得与和实验现象报告。

     XXX所对于我国“人体科学”研究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国防科工委的老领导钱学森和张震寰是公认的“人体科学”的倡导者及领导者,而XXX所的部分人员早在1981年上半年就介入了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组织的特异功能真实性的联合测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XXX所不仅接收了后来被社会上誉作 “中国超人”的“奇人”张XX,而且还组织过专门班子对他进行多项检验测试。以他为对象并于1984年完成的“突破空间障碍”课题还获得了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成立,XXX所一直就是其挂靠单位。学会的首届理事长是张震寰,名誉理事长是钱学森。1994年张震寰同志因病逝世后,继任理事长陈信同志是XXX所前所长。由此可见XXX所的独特地位。相比之下,其他机构和人员所从事的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尽管也曾引起不同形式的舆论媒体的关注,都只算得上业余爱好类的非专业活动。

    虽说在80年代的高峰期,所内曾经有多达二十多人集体参与气功与特异功能的测试实验,但1995年我到XXX所报到时,“人体科学”课题组组内人员已萎缩至最低人数,除开宋XX、翟XX,还剩两位“功能人”张XX和赵XX,其他人员或退休或转至其他部门工作。为开展工作,课题组在我来了之后当年又新招了两位大学毕业生,气功专业的陈X和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马XX。我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开始沉下心来涉足各种考证和研究的。

    来到XXX之后,我才对人体科学的核心现象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现象包括:“耳朵认字”,即不通过眼睛而产生辨色和识别图像的视觉感受;“人体透视”,即观察到衣服遮掩下的体表乃至人体脏器;“思维传感”,即两人之间直接感受到对方的思想甚至脑海中的图像,“残留信息”,即存放在某个容器之中的物体或图片当被挪移开之后,仍可能被不知情者感知其空间特征,“物体复原”,即将叶片或名片等物体破碎之后,再恢复至破损前的原状;“意念移物”,即不通过任何有形的物质力量,使物体倒塌或移位;“突破空间障碍”,使两个物质实体互相贯穿,例如在不打瓶盖的前题下,取出其中物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今科学知识认为不可能,当然也根本无从解释的奇异现象。当然问题的根本在于这类现象是真实的吗?究竟是罕见的异常现象或者全部只是骗术与心理幻觉?




 樓主| 發表於 2013-9-20 03:33:10 | 顯示全部樓層
如果确属罕见现象,这其间必然蕴育着“新科学”,毕竟一切科学的进步都是通过对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并发现其内在规律之后而取得的。“人体科学”所研究的现象若确有真实的一面,这自然表明现有科学原理的仍然存在极大的残缺,而“人体科学”则将揭示某些更深层次的宇宙奥秘和意识之秘,而这正是钱学森等人的兴趣所在;而如果除了人云亦云,除开假象就是骗局,则一切的一切就只剩下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为什么明显违反常识人依然会上当受骗,而且为什么甘愿受骗。于是判定现象的真实性便成为“人体科学”能否成立或者纯属荒谬的基本出发点。我的研究核心就是去伪存真,检验是否有充足的实验判据,说明现象是真实的,或者有较大的可能是真实的,然后提交科技界或怀疑者进行更严格的检验。由于受过充分的科学训练,我知道个人相信什么无足轻重,科学和科学界所需要的只是充分的经得住检验的证据。
然而在“讲证据”这一点上,我的亲身实践发现:一方面,反对者是不高明的,他们往往只是从经验或者从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再凭一些作弊的案例,简单地断言所有现象都是“功能人”骗过了研究者,或者就是伙同作弊。另一方面,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人体科学研究者却强调现象的真实性早已不是问题,早已解决,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联合测试,各种各样的实验报告说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研究者和受试对象证实了这些现象。他们完全不屑于再做任何检验性的测试,也不再提高测试的规范性和严格性,只是津津乐道自己身边的功能人又开发了什么新功能,或者带着他或她去向领导汇报,以争取政策上和经费上的支持。实际上我基本从未看到任何一位研究者积极鼓励自己身边的“功能人”去向魔术师或者怀疑者挑战,要求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行检验。最多只是听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如果那些反对者能与我们一道儿,陪这些功能人做上三个月的实验,我绝对保证他们能看到真的现象。”
可惜这是经不住追究的托词。第一,反对者凭什么愿意与你一样去浪费三个月的时间与所谓的“功能人”泡在一起,如果他们即不相信你,也不相信“功能人”,甚至发现这些人有做假,人格不可靠?如果真有人(比如我)花了更长的时间也没有看到过硬的东西,试问你怎么兑现承诺?反悔?耍赖?找新的籍口?或公开承认找不出过硬的证据?
经过五年多的亲身研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所谓“功能人”确实是几乎没一位愿意配合科学研究,总是他们以及他们身边那些固定的研究者描述他们曾经在什么状态下做出过什么奇迹,然而一旦被要求进行严格检验,不是做不出,便是发现总有很多躲避观察者视线的疑点;如果提前在测试样品上做一些暗标并在发现疑点时中止测试,则往往发现测试样品已经调包。尤其这些人从来就不敢挑战或接受魔术师挑战的事实,使我对受测试的功能人以及轻率肯定他们的人的能力和诚信产生了极大怀疑。
包括鼎鼎大名的“超人”,在我亲眼目睹的十数次的成套表演中,一再地发现他在所有拧刀叉、拨表、抖药片、信封透视等项目上几乎都掺有魔术手法。他徒手烧衣服、烧军帽,虽无确凿证据,但也不能排除是白磷之类易燃物所造成的戏剧效果。而对于地方上人体科学研究基地如复旦大学、内蒙古医学院、云南大学等地推荐的“功能人”,我所见的也只是疑点,并在精心控制之下,屡屡发现明明白白的作假痕迹,总是能查获他们欺骗的手法及渠道。
在此基础上,我以怀疑的眼光查阅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测试录像及文字资料,也仔细地比较了相信者的测试报告和反对者的批评文章。果不其然,除了极个别的文字报告外,几乎找不到一段完整的可以用作确凿证实特异功能的录像片断。包括那些曾经获奖的各项“成果”,由于其中作为证据的录像存在多处中断,不能证明受试者及受试样品没有失控,只有研究者本人的证词。虽然言之凿凿,声称绝对可信,然而慢放录像,仔细查对录像片断,总能看到疑点:测试条件不严格,而且在相当一些录像中明显观察到前后样品不一致,说明已经被调包。对于真正意义的科学实验而言,“人证”原本就不可靠,而面对这些反面证据,再听人赌咒发誓自己如何严格,结果如何可靠,那就只能怀疑当事人的立场和动机。
有人说我到XXX的时候,恰逢人体科学的低潮期,较难找到合适的功能人与受试者。因为从1995年6月起,何祚庥、司马南等反对者就在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媒体刊物上连续发表了“超人张XX败走麦城”等文章,掀起新一轮批判气功“外气”和“特异功能”的高潮。而我不以为然,因为挑战的同时也是机遇,如果有人确实有超能力,就应该能看到令人大开眼界的最精彩的较量与对擂,而不仅仅只是口水仗,在关键时候总是找借口逃避。
不同的信仰可能影响对事实的判断,所以要想获得可靠的知识,就必须保持中立,兼听则明。我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与全国知名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建立书信和电话联系,调研他们的印象最深刻的测试以及当下的研究条件;另一方面也与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保持良好的联系和友好的交流,沟通双边信息,并试图促成双方硬碰硬的较量。我愿意与过去的研究者接触,因为他们手上掌握着一些资料,并可能通过他们找到说是具有奇功异能的“功能人”;我也十分愿意与反对者接触,愿意听到他们的警告,并希望他们帮我挑出测试或实验的漏洞。我一直警告自己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被人骗了还替人抬轿子。尽管在挑毛病方面,反对者也都走入了误区,由于只是情绪化地批判,却又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往往不做仔细的研究,凭主观感受而下断言,事实上往往比不上自己细致。但他们的反对与挑剔的确有助于我保证冷静态度。正因为对立两派的人同时作为自己立论的支撑基础,才使我有把握认为自己的结论客观公正、不偏不依。

 樓主| 發表於 2013-9-20 03:34:21 | 顯示全部樓層
90年代中期反对者的尖锐批判带给“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导者以极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挑战,在一些科学工作者的建议下,以伍绍组同志(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为组长的“人体科学领导小组”专门组织了“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筹)”,希望团结不同观点的科学工作者,通过严格可靠的实验方案客观检验现象的真实性。为了尽可能排除干扰,保障功能人最高水平地发挥能力,测试程序方案保证测试者不与受试者见面。97年2月,我被推举为“存检筹”的8位核心专家之一,直接参与了测试规程的制订和功能人的选拔测试。我们与心理学家合作,与研究者及何祚庥的代表合作,筛选功能人并确定测试项目。这项工作最后因为中央解散人体科学领导小组而告暂停,前后持续了约三年时间。在这次高层次、大范围、长时间的研究之中,我们侧重对“耳朵认字”和“残留信息”现象的考证。最终除开个别一些模糊案例,依然没能找到可供用作佐证的充分证据,结果只能以不了了之。
虽然在1997年我就对中国人体科学的研究的成果有了基本判定,并就张XX的表演和实验写过专门报告,但人体科学的停止却是因为意外事件,即“法-轮-功”的爆发。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人体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必要性重新成为上级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我本人与XXX所领导于1999年5月一起向XX部领导汇报了人体科学的研究情况,6月接正式文件通知全面停止人体科学研究。我本人也因为研究课题被终止而提出请求并获得特别批准转业到地方科技管理部门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自己的奇特经历和学历背景,从心底里我一直盼望通过深入细致的人体科学研究,找到意识与物质直接作用的确凿实验证据,然后以此为据,从理论上去找解释。即使今天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圈子,但如果有朋友或者可靠、可信的人推荐某人有“超能力”,我仍然会兴奋起来,仍有兴趣去接触并做考察测试。当然,这些年的亲身实践说明,至少95%的案例是完全不可信的传闻、巧合甚至戏法与骗术。我在XXX所接触到和发现的几乎全是反面证据,甚至能颠覆整个人体科学大厦。在愿望与事实面前,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我只尊重事实,“如是我见,如是我闻”。
在95、96和97年我分别给钱学森教授各写过一封信,并收到他的两封亲笔回信。在第一封信中我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研究思路,钱老对我这个人体科学“新兵”表示了热烈欢迎和鼓励;在第二封信,我则主要汇报了自己发现在功能人之中广泛发现作弊现象,尤其是新发现的复旦大学临时工群体的作假行为,钱老对此十分重视,他首先表示自己并未参与过任何特异功能检验,其次要求我把具体情况向陈信同志汇报;第三封信是我到美国参加了8周 “超心理学”暑期培训班以后,我把国外100多年在这个领域开展细致研究却没有突破等情况,以及国外超心理学家来华考察后,对我国的耳朵认字现象研究评价不高等情况进行了专门汇报。国外自从1860年就有不同水平的科学家借助各种科学实验手段测试特异功能人,近代则以心理学家为主用实验心理学和现代统计学的方法,以社会群体为对象进行实验,虽然研究者仍报导许多成功的阳性实验,但总体上说,实验程序越来越严格,而所观察到的现象却越来越微弱,拿不出真正意义上可以接受重复检验的实验,仍旧无法被科技界所接受。钱老沉默没有答复。
一些朋友为我花费五年多宝贵的青春时光献身所谓的“人体科学”而深感惋惜,我不以为然。不论是追求真理或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我认为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否则自己骚动的心毕竟无法平息下来。而事实上我确实也有所收获:一方面我在实证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否定了那些十数年前就在误导公众和舆论,早就该被否定、根本不应予以承认的所谓测试和实验;另一方面,我仍有理由谨慎地不做全称否定,而是筛选出不多几项真正值得进一步核实和评价的案例,比如80年代后期,XXX所侯书礼、刘秀英以鞍山少女赵莹为对象所做的“隔墙透视”测试和北京大学生物系陈守良等人所做的“残留信息”实验(也包括我亲历的几次测试)。这些测试的程序简单,控制严格,不存在明显的漏洞。当然这些个案年长日久,当年的受试者又不愿再做面对面的澄清,尤其是无法重新接受检验核实,因而不足以作为有效科学判据。然而就我的好奇心来说,大千宇宙仍隐然有现代物理学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奥秘。我肯定自己这几年的研究没有白费,它毕竟使自己对这些所谓神秘的事相了解得比别人多一些,可以解释更全面一些。我有资格对过去的研究做较全面的总结,并告知未来感兴趣的研究者应当如何重启研究,如何评估过去的文献。我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写过种种可以负责任的文字,在更宽松的环境下还可能写出更多。
其实不论社会舆论如何变化,对特异功能现象的报道和思考仍将继续陪伴人类社会,因为即使只是心理幻象,并不具有真实的信息、能量过程,它也属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将象宗教文化现象一样长期存在。作为一名曾经的专业研究者,我感到的真正遗憾是,相比于国外,国内还不曾做过真正意义上心平气和、去伪存真,研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当前仅仅因为社会舆论导向而把过去的有关研究全面否定,并且禁止人们继续反思。但遗忘并不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彻底澄清当年的错误因什么而发生,又发生在什么地方,相同或近似的错误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涌现;假定确有一些属于对罕见现象的观察记录,却把孩子与污水倾盆泼出,把过去二十年所有人事和过程全部视作无意义一概抹掉,那才是真正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在XXX所的几年时间里,因为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心情还算是比较愉快。我与全所的科技人员保持着较好的人际关系,所领导也都信任我,并保证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我只需要做最细致的观察,而不需要无时无刻地去为论文、经费发愁,至多也就是在职称、待遇方面牺牲一些。只是未成想,因为发现问题严重,又不愿意说假话,我最终被人体科学界的某些人指责为“叛徒”,是比反对者要危险得多的“人物”。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人体科学学学会的几位负责人借题发挥,“我们不用担心那些反对者,但却要高度警惕有人打入人体科学内部起极大的破坏作用。”同样是这些人在公开场合却总是充满豪气地自称不怕任何批判,自称掌握着充分的证据和真理。相比于这些人的痛苦和恐惧,我十分同情,也因为自己因坚持对真理的探求和对真相的发掘而感到精神上的轻松,并可以坦然面对他人的质询和自己几年绝不算荒费的青春。

發表於 2015-5-11 10:21:52 | 顯示全部樓層
重读教授的历程,,,

真的含义是何其重要!!!

一定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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